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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产报》被指家庭办报 社长总编为母女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时间:2018-12-28

  《中国特产报》聚焦三农周刊专刊,类似这样的专刊在特产报社都是承包经营。实习生张宇摄

  2013年12月4日,由于内部管理混乱、多名记者涉嫌新闻敲诈,创刊于1994年元月的《中国特产报》(以下简称“特产报”)在即将迎来自己二十周年报庆之际,收到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一纸行政处罚决定书,被正式吊销了报纸的出版许可证。

  早在2013年4月,特产报就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求停业整顿。在2013年8月26日报社第二次发出复刊申请前10天,特产报又有记者因涉嫌新闻敲诈被事发当地公安机关刑拘,这断送了这家报纸复刊的可能性。

  与其说是新闻机构,这家在去年整顿前总共只有不到70名员工的报社,不如说更像一个家庭作坊式的公关公司。整顿前,一手创办并掌控着这张报纸的女强人刘真是报社社长,女儿崔铭是总编辑兼副社长,丈夫崔世杰则是经济新闻部主任。

  新闻从来不是这家报社最重要的产品。创刊之初,特产报主要以办特产文化节、认证特产之乡来维持运营。2010年左右,特产报开始大举通过事业发展中心对外承包专刊版面,并给承包人办理记者证,一家专注特产报道的报纸还出版了《社会与法治》这样的专刊。

  除收取每年约20万元的承包费,报社对承包人过问甚少。据审计报告,特产报有20多名持证记者没有工资收入,需要自谋生计。而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调查情况来看,这些所谓的记者更像是“勤劳”的广告销售员,他们随身携带代理广告协议出差,以舆论监督之名换取广告费用。

  特产报最早被调查,是源于该报记者刘会丽、杨飞、郭焕璋在宁夏数次新闻采访。而最终被吊销出版许可证,则是因为记者王铭泽在报社停业整顿时,仍然在外进行新闻敲诈。

  2010年7月,特产报记者刘会丽、工作人员郭焕璋等人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望洪镇南方村采访新农村建设,称新建的南方新村的选址在基本农田保护范围内,随后给该县发去核实函。

  永宁县委宣传部在材料中表示,当地新农村改造后对原有的村落进行了集中整合,再进行复耕后节约出了390亩土地,符合相关规定。

  永宁县称,在与刘会丽一行沟通时,对方提出在特产报刊登半个版报道就不再予以曝光。而望洪镇原党委书记请示领导后,为了不把“问题”扩大化、炒作化,指派专人进行了“处理”,支付了6万元宣传费,之后在特产报上刊登题为《望洪镇:夯实农业基础,推进“富民工程”》和《中华回乡文化园—展现回族伊斯兰历史文化第一园》两篇宣传报道。

  之后,几乎是用相同的手段,2010年9月,刘会丽、郭焕璋等人到宁夏灵武市采访新区建设用地问题,发去核实函后,灵武市委宣传部拿出了8万元的宣传费,换来了特产报A4版上的一篇名为《争创一流 精益求“金”将灵武打造成国际精品羊绒之都》的宣传报道。

  2011年8月,郭焕璋、杨飞再次来到灵武市,这次是采访全民创业园用地问题。当地宣传部门称,在答复了相关的采访问题后,杨飞对回复不置可否,而是提出收取8万元做一个彩色专版。这次的钱,是稿子涉及的灵武市国土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支付的。

  年初,被选中的又是永宁县。据郭焕璋本人在笔录中回忆,他在2011年采访了宁夏永宁县住建局拖欠工程款的问题:“我基于促进开发商兑现农民工工资进行的采访。”2012年1月19日,这篇名为《他们拿着工程款在玩什么猫腻》的稿件发布在东方法制报网站。

  就在这次采访之后,2月,郭焕璋又去灵武市崇兴派出所采访。灵武市公安局的书面材料称,郭焕璋在发来采访核实函后,表示可以收费6万元,给公安机关刊登正面报道。7月,郭焕璋又采访了青铜峡市草原征地补偿的问题。在稿件发给相关领导后,青铜峡市委宣传部赴北京协调,最终拦下了该稿件。

  密集的采访最终引来了“麻烦”。当年8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将特产报自2010年以来在宁夏涉嫌新闻敲诈的情况汇总并上报。2013年2月,特产报社作出书面回应,称系记者个人行为,相关记者已经被解聘,而记者收取的费用都被报社广告代理公司获取,报社并不知情。

  2013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决定对该报暂缓年度核验,由其主管单位某协会对报社进行停业整顿。当年9月,此前声称没有收到钱的特产报社,用报社的账户退还了其中的两笔宣传费。

  同年8月26日,停刊整顿4个月的特产报再次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递交了复刊申请。

  在这份复刊申请中,特产报社称,“通过修改完善报社各种制度,漏洞基本堵住”,“特别是整顿期间,所有持有记者证的采编人员与报社签订遵纪守章承诺书,保证遵守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中国记协的各项规定”。

  然而,就在这份申请书完成之前的10天,8月16日,该报记者王铭泽因涉嫌新闻敲诈在陕西省彬县被逮捕。此前他正在采访彬县的粮食补助问题,并以此获得4万元正面宣传费。

  不巧的是,由于给对方开的发票有问题,当地宣传部查询后发现这是一家正在整顿的报纸。这成为压垮特产报的最后一根稻草。

  纵观几名事发记者的操作手法,无一例外是先从网上找到举报材料,之后将稿件以核实函的名义发给当地宣传部,在进一步与政府沟通时,提出可以收钱做正面宣传报道,谈成后,记者以自己的名义在报纸上刊发稿件。

  这显然是一桩危险的生意,它的产生壮大是源于特产报内部混乱的专刊管理制度。该报设有专刊部和事业发展中心,管理专刊的经营、广告,这两个部门的负责人均为黄道军。

  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笔录中,刘真称:“报社事业发展中心主要是在报社发展方面做一些工作,是采访部门还是经营部门,在设置时界限还不是很清晰,但主要是从事经营、广告代理合作等。”

  刘真在笔录中表示:“专刊部有20多人,大部分人员都有记者证,事业发展中心人员没有记者证。专刊部没有公章,事业发展中心有公章,原则上报社分管领导同意,就可以使用公章,这些发出的核实函我不清楚。”

  实际上,被查出问题的4名记者均属于专刊部。根据审计,到2013年4月,特产报社共有66名员工,正式聘用人员61名,其中9人为借调、退休人员,在剩下的员工中,有20余名持证记者均不在报社领取工资,他们大多属于专刊部门,需要自谋生计。

  据报社以前的老编辑介绍,报社事业发展中心和专刊部,实际上就是负责承办专刊版面的部门。承包专刊的人平时也不在报社,甚至不在北京,与特产报主报的员工几乎没有交集,一般主报的记者、编辑都不知道他们在外面做什么。

  每年交大约20万元,就可以获得正规的记者证、采访函乃至一个专刊主编的头衔,并拥有相关版面的刊登权。你是报社的员工,但报社既不发给你工资,也不对你进行管理,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按时交钱。

  刘会丽就是此前的聚焦三农专刊主编,在调查笔录中,刘会丽表示,她每年需要上交24万元,同时获得每个月一期4个版的版面。此外,拉来宣传费后,她大约有30%~40%的返点。

  事实上,刘会丽前往宁夏采访时,就随身携带着广告公司的合同,对方同意,就立刻以报社代理广告公司的名义签字合作。

  王铭泽则更彻底,他是直接以陕西省生产力协会的名义与事业发展中心签订的广告代理合同。

  根据该合同,王铭泽每年需要付出30万元,获得的是特产报专版《市县经济专刊》的广告代理权,以及“相关工作证件、介绍信及样报”。而“该刊所经营的广告收入,除应交报社广告款外,其余部分乙方(王铭泽—记者注)自行支配”。

  事业发展中心主任、专刊部负责人黄道军称,王铭泽实际上只是特产报的一个普通记者,但翻阅特产报,可以发现王铭泽的署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该报市县经济专刊主编。

  除去交钱,王铭泽和报社交集甚少。黄道军在讯问笔录中表示:“王铭泽怎么拉钱的我不知道,我就每次通知他要向报社交钱了,王铭泽就把钱打到报社。”

  黄道军称,王铭泽2010年3月到2011年3月有48个版面的刊登权,此后继续,“我们报社也不给王铭泽发工资。2013年报社停刊整顿,所以没交了,现在应该有50多万元”。

  黄道军称,报社与王铭泽谈的是假如对方需要发票,则由报社统一开具。但实际上,王铭泽一次也没有要过发票,交钱也都是直接打到报社账户上。

  由于没有严格的财务制度,每年上交完承包款后究竟能有多少收益很难计算清楚。以王铭泽为例,这次彬县事发时,他先是让地方政府给自己洗了车加了油,在谈成4万元宣传费后,转手就分给了一起参与活动的同伴1.9万元。

  巨额的承包费用,以及形同虚设的内部管理成为新闻敲诈的原动力。一名老员工评价说,“这么高的承包费,别人不敲诈靠什么赚回来?”

  最初的特产报并不做负面报道,这家从设立之初就没有任何编制,主管单位也没有任何投入的单位,一直是自收自支,自负盈亏。

  早年,凭借与地方政府合作推广各地特产,报社也足够维持运转并逐年扩大经营。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特产报这种既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又无体制内资源庇荫的媒体,生存日益艰难。

  评选特产之乡和举办中国特产文化节、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中国特产之乡总结表彰大会等活动曾是特产报创办之初的主要收入来源。

  1995年3月的第一届“全国首批百家中国特产之乡”可谓盛况空前: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合作单位包括一些部委和中央新闻单位,出席嘉宾有一些知名人士。而参加评选的特产之乡,都是由刘真跑来的。

  在信息流通尚不算便捷的年代,这样的推广方式还有相当的市场。通常,特产报的工作就是出面组织相关部门为当地的特产推广策划活动,同时给地方政府颁发某某特产之乡的牌子。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员工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地方政府最初还是相当支持与特产报的合作:“远的不说,北京庞各庄的西瓜之乡、采育镇的葡萄之乡,当时跟我们有很好的合作。”

  在最初的辉煌之后,报社管理上开始出现一些问题,老员工的工资没有提高,导致很多老人离开,“普通老员工可能只有1000元的基本工资,我们离开以后起码翻一番。”

  老人的离开一度导致报社活动无法正常举办。另外一位曾经服务报社超过10年、后来离职的副总表示,刘真过于压低成本,追求利润,但是服务却没有做好。

  这位前副总介绍说,最开始报社评选一个特产之乡只要1万元,后来涨价到两三万、七八万元甚至更高:“比如在广东评选特产之乡,一个特产之乡要价二三十万元,你又不是国家认证机关和质量监督机关,本身没有权威性,你就只是授予人家一个特产之乡的牌子,能起多大作用,就收那么高的费用?”

  特产报最初由中国农学会主管、中国农协会特产协会主办,后由中国科协主管、中国农学会主办。2006年10月,根据行业报体制改革精神,特产报作为试点单位,由某协会主管主办。

  知情人士称,此前挂靠在中国农协会时,上级主管单位查得比较严,但划给某协会后,管理很松散,刘真自己还兼任某协会的副会长。

  随着老人的离开、互联网的冲击以及报业竞争的加剧,特产报成立了报社事业发展中心作为应对,这个介于采访与经营之间且管理松散的部门,很快成为报社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发包专刊成为特产报的新财路。

  一名专刊的主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特产报几乎没有硬广告,发行量最多的时候差不多两万份,少的时候只有五六千份,拉软文的优势也不大。这位主编称,自己听说过承包版面做负面的事情,但是他自己的版面没有这种情况。

  通过承包专刊,间接开发负面新闻赚钱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虽然刘真在笔录中否认自己知晓相关情况,但一位熟悉刘真的人士表示,自己曾经劝过刘真不要这样搞,但她说:“不搞没法活。”

  “他们的主管单位没有什么支持,行业资源也一般,但是谁想死呢?”上述匿名人士说。

  除去对专刊的管理混乱,特产报主报内部也几乎是一个家庭式的管理模式,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认为是“家庭办报的代表”。

  现年64岁的刘真是这张报纸的绝对核心,她已经在特产报当了18年的总编辑、19年的社长。在停刊整顿之前,她的女儿崔铭担任总编辑、副社长,刘真的丈夫崔世杰则担任经济新闻部主任。

  刘真经历过上山下乡,做过集体户户长、大队革委会委员、大队妇女主任、公社后备干部,并一度担任中国经济新闻报社吉林记者站站长,她被特产报的诸多下属认为“很强势”、不太能听进去意见、会跑关系,是“社会活动家”。

  1992年,刘真离开中国经济新闻报社吉林记者站,开始在吉林筹办特产报。几位较早参与报社工作的员工回忆,与在筹办初期,特产报尚未最终定名,所使用的也是吉林刊号,经过刘真的四处活动,最终才获得“中国”字头,并从吉林迁到了北京。

  前述离开的副总称,每年全国两会,刘真都会积极参加并和领导合影,之后放大印在报纸和画册上。特产报创刊10周年时,整个一版通版都是刘真和领导人的合影。

  特产报的内部管理并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很多职务的任命都是刘真口头宣布即可。一位报社老员工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特产报社里有一种说法叫“一支笔”,即刘真的一支笔决定一切,刘真的女儿崔铭,就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提拔为了社长助理。

  在特产报的复刊申请书上,崔铭被描述为,1999年7月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到农业部主管的中国农机安全报社工作,2000年9月,崔铭放弃原工作,进入了特产报社。

  复刊申请书称,崔铭“先后任编辑、记者、采访部副主任、主任、社长助理、副总编辑等职务”,是“原主管主办单位和产业报协会、报社多年培养的年轻干部”。

  但中国青年报记者看到的崔铭毕业证书,实际上是一张由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的法律专科毕业证书,查询该毕业证书编号,崔铭的毕业时间应该为2000年12月。

  根据崔铭《领取记者证情况表》上的简历,崔在2002年1月,即毕业一年零一个月以后,就开始担任总编助理一职。如果按照复刊书的说法,这意味着彼时25岁专科毕业的崔铭,在毕业一年后就已经走完了编辑、记者、采访部副主任、主任的历练。

  一位曾不满刘真家族式管理,后来离开报社的副总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崔铭很早就作为编辑在报社工作了。她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就以实习的名义在报社熟悉业务。后来刘真就要提拔女儿做副总编,我当时觉得这样做不合适,便跟刘真提出建议,说崔铭应该再锻炼几年,等她水平得到大家认可时再提拔她,这样做水到渠成。否则明显违反了干部管理原则,变成‘家天下’管理,容易引起大家不满,而且对崔铭的自身成长也不好。”

  但根据特产报复刊申请中的说法,崔铭“从基层干起,培养考核多年,政治业务素质较高,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所以在2012年被任命为总编辑,任命是“组织行为”。

  复刊申请中,特产报社称刘真的丈夫崔世杰并未在报社领取过工资,或有任职,只是在两会时来帮过忙。但崔世杰《领取记者证情况表》上的简历显示,他是2007年5月加入中国特产报,并以中国特产报经济部主任的名义于2010年取得记者证。

  前述离开的副总称,刘真经常以自己家人工资也很低为由抵制加工资,但财务大权都在刘真手上,并没有人能了解报社钱款的去向,“报社很不正规,家族管理太严重,这最终让我离开”。

  在去年被吊销出版许可证之后,中国特产报社已经不复存在,员工们已经各奔东西,危险的生意也无法继续。而在这家报社几经变幻的最后一处办公地点化工大厦里,鼎盛时期的八间办公室只剩下孤零零的一间了。

  另一位此前的报社中层,则在交流中更多地流露出了对往昔报社风光时的怀念之意,“我们老一辈报人对报社都是有感情的,其实以前只做特产,也能活下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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